（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  刘振元）

犹记初见，是在2021年上海召开的中国生态学大会淡水生态学论坛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线下见到韩博平老师，此前只是在书籍与文献中了解他。会场上，老师系统而深入地讲述群落生态学问题，思路清晰、视野开阔，许多曾在文献中反复思考却未曾贯通之处，在那一刻变得明晰。就在我按下手机快门抓拍关键讲解之处的那一瞬间，我隐约意识到，这或许不仅是一场学术报告的结束，更可能是我学术道路上一段重要关联的开始。后来回望，愈发如此觉得，能够有机会走近并跟随这样一位在领域内深耕多年的学者，是一份重要的机缘。

从上海回到武汉后，我与父母和女朋友认真商量，逐渐坚定了前往广州、跟随韩老师继续学习的想法。2023年2月底，我结束了在武汉的工作，只身来到暨南大学。初到之时，老师热情接待，并与我交流未来的研究方向与安排，也由此开启了我在这里的博士后阶段。

最初的几个月，是一段相对迷茫却也十分关键的时期。研究方向尚在调整，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理解与梳理，生物地理学知识极为薄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老师建议我系统阅读生物地理学相关著作，夯实基础。我逐渐意识到，真正的积累并不在于一时的产出，而在于对基本概念与整体框架的深入理解。这段“慢下来”的过程，反而成为我收获最多的阶段之一。在老师的影响下，我逐渐从以“结果”为导向的短期思维，转向更加重视基础积累与长期沉淀的研究方式，开始真正理解“厚积薄发”的意义。

在与老师的相处与学习中，我逐渐体会到他身上的一些重要品质，以及这些品质对我科研方式与思维习惯的影响。首先，是持续而稳定的学习能力。无论是在老师的办公室还是家中，大量书籍与文献都被有序整理并反复研读，这不仅体现了他长期自律的学术习惯，也展现出对知识不断更新的敏感性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提到希望将“热带生态位保守性假说”融入自己的研究中，老师没有停留在概念讨论，而是随手从书架中取出一摞早已整理好的相关文献，从经典工作到最新进展一一指给我看，并简要梳理其发展脉络。也让我逐渐意识到，这种看似“随手可得”的背后，其实是长期而系统积累的结果。在老师的影响下，我逐渐从以“结果”为导向的短期思维，转向更加重视基础积累与长期沉淀的研究方式，开始真正理解“厚积薄发”的意义。

其次，是老师对科研的热爱与投入。这种热爱并非停留在口头，而是体现在对科学问题持续而专注的思考之中。无论是日常讨论，还是对研究细节的反复打磨，老师对于我的学术指导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与耐心。记得第一次申请博士后基金，已临近截止时间，我的研究假设仍显得不够清晰。老师并未简单修改文字，而是带着我反复推敲，从逻辑出发梳理问题，将原本分散的想法逐步凝练为更清晰且具有核心指向的科学假设。这种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的研究方式，使我逐渐学会放慢节奏，认真对待每一个看似细微的问题，从“完成任务”转向“理解问题本身”，科研心态也随之变得更加稳定与从容。

再次，是老师开阔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野。在老师的引导下，我逐渐跳出原有研究路径的局限，从城市群落生态学走向更宏观的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问题。这一转变不仅拓展了我的研究边界，也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尺度，开始尝试将局地过程置于更大的时空框架中加以理解。这种视角上的提升，使我在面对复杂生态问题时，能够更加系统地进行分析与判断。

最后，是老师所秉持的学术情怀——对科学问题的坚守，以及对青年学者的耐心引导。在老师看来，科研不应止于论文产出，而应立足于真正重要的问题。对我而言，这种要求具体而明确：将南岭这一“家门口”的关键区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问题讲深、讲透，并在区域背景中融入宏观理论的解释框架。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，我在博士后前两年并未急于发表成果，而是通过持续阅读与反思夯实基础，使后续研究逐渐走向聚焦与从容，也更加坚定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追求。也正是在这一积累之上，我在博士后第三年初步取得一定阶段性进展，相关成果发表于生物地理学领域期刊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 和Ecography。

总体而言，这些影响并非来自某一时刻的启发，而是在长期相处与学习中缓慢沉淀、逐步内化。从最初的理解与模仿，到如今的吸收与实践，这种改变看似细微，却持续而深刻。若将科研之路比作水的行进，其方向往往并非由一时的激流所决定，而取决于更深处的形塑与引导。老师所给予的，正是这种不动声色却持久存在的力量——使我得以在关键阶段校正方向、沉淀思考，并沿着一条更加清晰而稳固的路径前行。回望这一阶段，更能体会到，在学术起步与转折之际，能够追随这样一位治学严谨、视野深远的学者，是我此阶段最为珍贵的收获之一。

2026.04.15   于广州石牌校区